多重挑战下的中国低碳转型之路——国合会2022年年会论坛综述

      弹指一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已走过30个年头。

 

      30年间，国合会围绕中国和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重要见证。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且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等严峻挑战。国合会2022年年会以“构建包容性绿色低碳经济”为主题，围绕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气候治理中多重目标推进等议题举办分论坛，探索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和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升级，全球亟须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应对气候危机。然而与气候变化相伴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动荡，导致全球面临能源供应紧张，通胀高起，产业链、供应链紊乱。

 

      复杂的国际社会形势下，国合会特邀顾问、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现阶段稳增长是最重要的、最可控的、最能奏效的推动力， 需要把短期的稳增长、稳就业目标和长期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衔接起来。“气候治理的进程并不能中止，气候变化、经济下行、能源安全三者并不矛盾，重合点在于能源转型。”邹骥说。

 

      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样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需要保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定力，以科技创新驱动加速绿色转型，在大系统当中解决暂时的困难和长期的目标问题，而发展清洁能源便是保障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的多得之举。

 

      “随着技术的进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可靠性和可获得性也不断提高，可以日益满足保障能源安全的需求。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附带的就业效应也通常高于传统的能源。”解振华指出。

 

      那么中国的能源转型应当如何找准方向？“存量可以理解为现有的传统能源已经占有一定的比例，要保持它的稳定。但在增量这一块，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新能源的潜力。”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要把握存量、增量的关系。稳定预期满足经济增长需要，同时也应推动技术创新，实现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认为，“双碳”目标使得中国能源更安全：“从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逐步转向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不受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使得中国能源更独立、更安全。”

 

让“一带一路”的底色更绿

 

      尽管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在当前能源转型、能源安全、能源可及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形势下，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共同应对变得尤为重要。

 

      气候工作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波德斯塔表示，世界各国必须将平等、共享、合作作为前行的“扶手”。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际社会才能进一步促进创新，提升透明度。摒弃纷争和分歧，以实现气候目标为导向加强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为这种国际合作提供了可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倡议，它帮助各个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目前来看，过去的、陈旧的经济投资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转向明天的、未来的经济，而‘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帮助到这种转型。”国合会委员、联盟联合主席、贝索斯地球基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尔说。

 

      事实上，在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推动“一带一路”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对于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副组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表示，从绿色“一带一路”发展角度来看，各个国家之间有关能源转型、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

 

      “实际上‘一带一路’国家面对自身不同需求、不同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愿景之间的矛盾，恰恰可以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产业能力进行合作，创造出以创新为导向的新型能源供应技术模式和方式。”张建宇说。

 

      此外，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负责人吴慧敏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绿色金融不仅成为支持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也为助力“一带一路”国家疫后复苏提供了方案和思路。

 

NbS主流化的努力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被列入《昆明宣言》。近年来，NbS逐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经济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社会挑战的重要途径。

 

      “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削弱自然减缓气候变化、降低极端气候影响的能力。这种双重关系下，任何不顾及生物多样性的气候行动，在应对一种危机的同时，也有可能将人类社会置于另一危机之中。”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区主任张洁清认为，NbS能够有效解决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双重危机，中国气候行动中NbS的主流化具有重要意义。

 

      NbS能够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但是要想使NbS主流化，需要有合适的评估方法对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估。

 

      国合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价值评估专题研究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指出，中国近些年广泛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指标的实践，其在生态系统与服务的功能量基础上，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总经济价值，目前GEP核算已经在贵州、青海、海南、内蒙古等地开展试点。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将成为人类对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认识成果应用于经济决策的桥梁。”欧阳志云认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亟须回答几个关键问题：哪里必须保护，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如何评价发展和保护成效，而这些问题正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所能够回答的。

 

      此外，NbS仍需要通过大量实践，检验其在处理各种社会挑战方面的有效性，并依据特定的标准开展效益评估，体现回报效果，以提高人们对NbS的认可度。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邢磊介绍，正和生态作为设计方之一，将NbS理念引入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项目中，基于NbS构建了系统的流域治理体系，使洱海逐步恢复到韧性、健康、可续的自然状态。

 

来源 | 中国环境报